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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徐铸成曾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揭开历史的帷幕，一起来回顾《申报》和《大公报》这两张著名大报百年上下的历史沉浮。（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时间线拉得长，报纸几经转手、改革，很容易考简答论述题鸭！）
1935年秋天的上海，记者何书桓和杜飞要求采访当红夜总会“大上海歌舞厅”的秦五爷，遭到保安拒绝。当情急之下的何书桓亮出《申报》的记者证时，我就知道这张报纸并不简单。
（《情深深雨濛濛》中，何书桓出示申报记者证）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创刊，1949年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申报》，它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报纸。
1912年该报转让给史量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名大报之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该报态度趋向激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宪政”，要求抗日，刊载民主自由言论。1934年史量才被害后，言论趋于保守。
1937年申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因日本检查被迫停刊。抗日时期，成为日伪报刊，抗战后被国民党接收，1949上海解放后停刊。其前后历时77年，被誉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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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字号的报馆中，《申报》堪称元老了。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的《中外新闻》、1865年的《华字日报》和1861年的《上海新报》几家更老的报纸，基本上都是洋报洋刊的中文版，消息来源于外报，读者也局限于买办阶级和高等华人。
问世第一天的《申报》就夸下海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俨然已经为自己定下了“百科全书”的调子。同时，以“谋业”办报的美查也考虑华人的口味，相信人们喜欢并相信故事，甚至鼓励人们像读书一样去读报纸。
由此，《申报》以一般读者为对象，冲破“宫门抄”和“政治公报”的樊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也将目光投向新奇有趣的市井生活，第一次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一如后人评价宋代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徐铸成曾回忆道，在他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人们都把《申报》当做报纸的同义语。（《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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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早年任《时报》的主笔，1912年从席裕福手中接办《申报》。此时操纵江南舆论，霸占江浙文教事业的张骞、赵凤昌等学阀已经先后去世，史量才得以自由发挥他的理想和抱负，在《申报》作不断的革新，使《申报》逐步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新闻业务方面，申报在国内外建立起完善的新闻搜集网，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都为其做过北京特约通讯记者；为扩充版面内容，其增出了《申报星期增刊》《常识增刊》等，满足社会需求，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办报条件方面引进先进设备，扩大报馆规模，改善报人待遇；业务方面注重扩展广告业务，开设广告推销科，聘请张竹平为经理，主动寻找客户，经常推陈出新。
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参观了申报馆每层各部室，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及《泰晤士报》有此现代化的规模与气势。
（申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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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家大报由此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此之前的《大公报》对蒋介石和宁国府还是采取忌惮态度的，“九·一八”之后却转变了，而史量才的《申报》则由保守趋向同情进步，坚持报有报格，独立自由，对高压采取不驯服的态度。
一方面，《申报》在1931年9月1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提出了强烈的抗日要求和新的办报方针。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史量才被推选为“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发动各界积极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和救济难民，后又支持中华民权保障同盟，主张团结抗日。
另一方面，《申报》继续推进业务上的改革，革新报纸的版面和内容，开办社会文化事业，为读者和社会服务。
1932年12月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改由青年作家黎烈文主编，一改鸳鸯蝴蝶之风气，刊登了大量左翼作家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杂文，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传言蒋对《申报》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拉史量才到南京见蒋介石，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
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威胁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然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不久，史量才路经沪杭公路时，便发生了血案。方汉奇先生称《大公报》为报刊界的“老寿星”。百余年间，该报几易其主、一度中断、抗战时期被迫终刊或迁移内地、“文革”阶段被永久关闭、但其行文风格、批判锋芒却一以贯之、从未断绝。
1926年，复刊初期的《大公报》在报名旁附有一行字：“本报创办于民国成立前十年”，表示自己是有历史的大报。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报纸。1902年天津，英敛之得洋人支持，自任社长创办。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英敛之主持，是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以敢言、严肃、非牟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
第二阶段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
第三阶段由新纪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创办，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
第四阶段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绵绵不绝的“文脉”，根由在于“大公精神”不衰、“大公报人”不怠、先驱者铺垫下的坚实底子以及肇基者英敛之开山辟莽的勇气和不惧荆榛的胆略。
在文化的探索中，选择了天主教，践行着“宗教救国”理念的英敛之通过教友，偶然获得了一个办报的机会。他敏锐地意识到，面对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和潜在的亡国威胁，开化风气、启蒙大众是首要之义。
早在《大公报》创办之前，剪发问题在社会中已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五大臣考察归国，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但明确反对剪发。
位于中国最开放城市——上海的《申报》为避锋芒而选择静默；而位于清廷核心区域——天津的《大公报》则敢于抓住五大臣归国、实行新政这一变革的时机，对剪发问题发出征稿，在《大公报》上展开了一场的虚拟论战，作者对反对剪发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批驳，使反对者和一般民众能够明其利害。有这一例，《大公报》如何敢言，如何“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也不言自明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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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皖系的垮台，在王郅隆手上沦为皖系喉舌的《大公报》也于1925年11月正式咽气。而此时，寂寞无聊、跃跃思动的吴鼎昌，想要搭建重返政治舞台的阶梯，正需要一个舆论工具，而胡政之和张季鸾空有办报和写文章的才能，却都在穷途失意之际。
于是这三个早年留日时期的老相识相互吸引，逐渐走到一条道路上来，组建了新纪公司《大公报》。新纪《大公报》续刊的第一天，便提出了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新纪公司《大公报》。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将其作为《大公报》社训，强调作为民间报纸超政治、超党派的特性。
不党主要是指防范编辑工作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不卖力图排挤金钱对报纸的腐蚀，不私主要从报纸功能上明确了为公众服务的原则，不盲则主要从编辑主体角度阐明了实践中应规避的情形。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是包括政治立场、新闻言论、经营方针和报纸风格的总体办报宗旨，是针对当时报界的弊端提出的办报方针。
（新纪《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成立以后规定，凡有党藉的人概不录用，也禁止本社成员加入任何党派和政治组织。张季鸾一生没加入过任何党派，也没有做过官。早在日本留学时，同乡好友井勿幕让他参加同盟会，他便表了志向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
1948年，胡政之也拒绝了出任行政院长的试探性邀请。就是心系政治的吴鼎昌，1935年入阁当实业部长之后，也登报辞去《大公报》社社长职务，以示《大公报》的“不党”形象。
焕然一新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也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当时的报纸总体来说都是记账式或者书版式的，没有版面的整体安排，有的还受广告影响，版面更是犬牙交错，支离凌乱。
《大公报》参考日本的《朝日新闻》，精心设计了一套综合编辑法，重要新闻突出醒目，长短新闻错落有致，有时还配有图片，让人看了耳目一新，也一目了然。
更不用说内容上并重新闻和言论，创办各种综合性副刊。本来预计赔上三年的《大公报》，第一年就收支相抵，第二年就开始有盈余了。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增设上海版，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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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复刊之初，社评被当作“特色”之一。当时《申报》刊载署名“心史”的评论、天津《益世报》“旨微”的评论，都传诵一时。
但它们都偏于说理，切合时事的少，严格说是政论，不是新闻评论。有张季鸾统一润色的《大公报》社评则独树一帜，他结合当天发生的新闻提出一定的看法和建议，特别是他写的，文字简洁、“笔锋常带感情”。（张季鸾）
张季鸾的春秋笔法令人叫绝，但他性格上也有两个不小的弱点。一是喜欢恭维，主要是听恭维他文章写得好的话。二是重感情，三十年代初他到过一次陕西，写了一篇《还乡记》，大大抒发了他的报恩思想，并承认这是他思想的出发点。
1928年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后，经陈布雷等人一步步加深了对蒋的关系。有一次蒋公开发出电报，请张及“新闻界有识之士”，对国是“畅陈所见”，从此以后他便认为，蒋“以国士待我”，决心“以国士报之”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密切。张季鸾了解蒋想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他再把它略略推前一步，作为自己的主张发表社评。不久，蒋果然这样做了，于是《大公报》有“先见之明”，蒋也博得了“俯就舆情”之称。
尽管如此，在抗日救亡的角度上，《大公报》还是坚持专业水准，恪尽言责，坚守爱国阵地，坚持抗战的。1941年，《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在此之前，亚洲的报纸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获过如此殊荣。张季鸾参加了重庆新闻界的庆祝会，并致辞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光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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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郭汾阳，丁东著.报馆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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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旦.“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初期《申报》研究之二[J].学术月刊,2017,49(10):141-161.
[6]今天，申报馆百岁了！这里曾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精彩的华章
http://www.sohu.com/a/258594715_160984
[7]施欣.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8]袁梓岚.《大公报》与剪发辩[J].济宁学院学报,2017,38(01):118-123.
[9]大公报序 [N].大公报 : 第 1 号 ,1902-06-17(01).